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出现了非常优秀的五兄弟，被称为“沙氏五杰”，他们是沙文若（字孟海）、沙文求、沙文汉、沙文威、沙文度，他们都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以及解放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也为新中国的发展和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他两次被通缉，一次被逮捕，却又三次打入中枢情报中心，成为情报奇才和策反大师，这在近代谍战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他获取的重要情报，让周恩来多次拍案叫好，连一向不轻易夸人的红色谍王李克农也连声称赞：

　　沙文威，原名沙文溶，字重叔（因二兄沙文求曾化名史永，建国后为纪念二兄改名史永），1910年2月出生在浙江宁波鄞县塘溪乡沙村的一个儒医家庭，是五兄弟中的老四。

　　三岁时，父亲过世，长兄沙孟海义不容辞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他深知读书改变命运，先后送四个弟弟到学堂读书。

　　1923年沙文威在大哥的资助下，考入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在那里结识了汪维恒、王鲲、杨眉山、卓兰芳等一大批往后在浙江革命斗争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精英人物。

　　15岁时，沙文威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宁波地委委员、市委组织部长，不久转为党员。

　　1926年沙文威在宁波组织纱厂工人罢工，遭到浙江军阀的通缉逃往上海，16岁就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1927年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事变”前三天，就提前在宁波开始逮捕杀害人。17岁的沙文威为抗议宁波国民政府抓捕王鲲、杨眉山，组织团员、学生举行群众抗议大会，遭到国民政府军队的血腥后被通缉，这是他第二次被通缉。随后，他化名沙重叔隐藏在宁波一所小学教书，却因为书教得太好遭人嫉妒，对方一番“人肉搜索”，扒出他的“老底”，向当局告发。

　　当时，大哥沙孟海是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秘书，同时，他又与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既是同乡又是师生关系，得到消息后，向他们求助，并以朱家骅、陈布雷的名义，打电报给浙江省长张难先。张难先要讨好卖乖，这样的机会怎肯轻易放弃，马上就把沙文威放了。

　　他被捕的当年9月，保持单线联系的浙江省委书记卓兰芳又被捕牺牲，沙文威与党失去了联系。

　　双重打击下，他患了严重的肺炎，在上海治疗一段时间后，病情才稍有好转。但因为是“通缉的共党要犯”，很难找到工作。这段时间成为他人生的至暗时刻，直到1933年，还是大哥沙孟海出面，才在南京电话局谋到了一份差使。

　　1934年，一个宁波中学的老同学、曾经留苏的胡世杰来找他，说“吴先青要见你”。

　　吴先青可谓鼎鼎大名！我曾在前面的文章中介绍过她。她是大革命时期浙江国共合作的领导者宣中华的夫人，也是浙江学运和共运的风云人物，1930年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结束后回国，在中央特科工作，两年后又被派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任情报组组长，是谍王佐尔格的得力助手。这次她接到任务：协助调查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后是否变节？

　　这事非同小可！李竹声和吴先青是同期赴苏、又同时回国的同学。由于参加王明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小集团，又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赏识，当上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回国后被共产国际指定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执行局书记，是当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之下的第二把手。由于中央执行局被中统特务渗透，1934年6月李竹声被特务诱捕，随即从上海押解南京中统总部。

　　李竹声是否叛变关系太大了，所以中央和共产国际都急于查明李竹声被捕后的情况。

　　但中央特科打入中统的龙潭三杰和杨登瀛暴露后，没有了得力眼线，难以查知内情。

　　吴先青了解到沙文威获救，是沙家在高层有得力的关系，所以才紧急找到已失去组织关系四年的沙文威，试探着让他去打探。

　　事情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沙文威觉得这是组织对自己难得的考验机会，他二话不说就满口答应。

　　十天之后，他就清查了李竹声叛变的详细情况报。另外，他还查明：这次中统特务渗透进中央执行局、捕获李竹声，是党的叛徒顾顺章和余飞共同策划的。

　　1931年顾顺章和时任总工会委员长的余飞（沙文威嫂子陈修良的前夫）被捕叛变后，都在中统总部为破坏地下组织出谋划策。因为他俩熟知情况，对地下党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构成非常大的威胁。

　　在沙文威查清李竹声被捕的情况后，吴先青又要求他去探查顾顺章和余飞的情况。

　　这次沙文威借余飞曾和他三哥沙文汉在莫斯科共事的关系，直接去见了余飞，巧妙地探问了余飞和顾顺章的情况，几天后就向吴先青做了汇报。

　　经过试探和考验，吴先青发觉沙文威正是和共产国际急需的情报人才。于是她代表中央特科宣布恢复沙文威的组织关系，并安排他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

　　1935年蒋介石在武汉设立行营，指挥对苏区的围剿。中央决定成立武汉情报组，争取拿到战略预警性的情报。

　　由于沙文威在探查李竹声、顾顺章、余飞情况时的出色表现，上海中央局把沙文威从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调到中央特科，由李克农领导，指示他设法打入武汉的机关。

　　凭借电话局的便利条件，沙文威截获了不少军政系统的情报，但最重要的，他拿到了蒋介石进攻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计划”，而这又得自于五年前结下“生死缘”的朱家骅。

　　毕业于柏林大学的朱家骅，是国民政府与德国进行全面合作的主要推动者。策划“第五次围剿”时，他请来一位德国陆军元帅塞格特给蒋介石做总顾问。塞格特为蒋介石设计了一个采用“碉堡战术、步步推进”的围剿计划。

　　通过在蒋介石南昌行营和湘鄂皖剿匪司令部的内线，得到了德国元帅塞格特给蒋介石制订了围剿计划的情报。

　　前四次对苏区的围剿虽然被挫败，但这之后国民政府与德国进行了军事合作，引进大批德式军械装备，还聘请德国顾问训练部队，军队质量和数量都有很大提升。因此这第五次围剿军将采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关系着和中央苏区的存亡。

　　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动用了大量的情报人员，包括打入蒋介石行营的高级军官、共产国际的德籍情报员，都没能探查到这个计划的内容，沙文威却拿到了完整的“第五次围剿计划”。

　　原来，塞格特的计划是用德文写的，蒋介石让朱家骅翻译成中文。朱家骅翻译后让沙孟海润色，和大哥住在一处的沙文威，便把这个关系苏区存亡“围剿计划”抄了下来！

　　西安事变后，的政治重心又移到南京。长江局指示沙文威回南京，由中央联络局局长、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处长李克农领导。

　　当时蒋介石推行“重整道德、改造社会”运动，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并亲自担任会长，作为他掌握中国政治主导权的重大措施。

　　1937年2月沙文威回到南京后，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条打入高层的捷径，于是他通过同乡关系，到“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做了一名乏人愿干的干事。

　　这一招果然极棒，奇效很快突显！这一年6月，他就以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干事的身份，进了蒋介石在庐山开办的军官训练团。

　　庐山军官训练团是蒋介石为整顿军队、将大批中下级士官培养成中高级军官而开办，成员基本从嫡系军队选拔。沙文威却走“促进会捷径”进了训练团，以“一介白丁”成为了蒋介石的门生和“嫡系军人”，圆了很多人打破脑袋也无法实现的梦想。

　　沙文威在庐山听了蒋介石、汪精卫、陈诚等军政要人讲抗战方略，了解到政府“全力抗日、不向进攻”的底牌。

　　1937年冬，政府从南京迁到武汉后，由陈布雷建议，蒋介石决定在军委会下面成立一个参事室，请各派系军阀的高级将领和一些政要出任参事，共谋抗战大计和参议重要政治、军事、外交问题，任命朱家骅任参事室主任。

　　军委会参事室是的情报中枢，如能潜伏进去，无疑进入了的心脏，就能轻而易举地获取他们的最高机密。

　　打入军委会参事室，与“狼”公舞，意味着把脑袋别在了裤腰带，风险自不必说。

　　更要命的是，沙文威曾两遭通缉，一次被逮捕，历史有“污点”。恰恰参事室主任就是他当年出狱的保释人朱家骅，成天要面对；另一位保释人陈布雷，也要经常打交道。如果他们没有健忘症，沙文威就会“原形毕露”，但方面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只好同意他冒险一试。

　　第2，当年保释时我叫沙重叔，现在叫沙文威，他也没见过我，我们兄弟又多，朱家骅不一定弄得清他保释的是哪一个。

　　沙孟海一向都很护着四个弟弟，对他们的请求基本是有求必应，更何况他觉得弟弟说得有道理，就答应去试试。

　　朱家骅职务太多，一张名片都装不下，确实是日理万机，最关键的是沙文威这个小人物他怎会放在心上？！出于对自己这个秘书的信任，也没进行政审，就满口答应让沙文威进参事室当干事。

　　1938年1月，沙文威出任了军委会参事室干事，主要负责收发文件。送交参事室的文件先由他查看，根据内容分类或分送有关参事；参事室拟定的文件，也由他分类后分送有关部门。

　　按规定只有“绝密”文件，沙文威不能拆看，要交给参事室的主管秘书。不过参事室的许多杂务，如购置书柜、文件柜等用具，沙文威都包揽了办理，只是文件柜保险柜的钥匙，他都多配了一把。

　　沙文威做人低调，故意放低姿态，又吃苦耐劳，脏活重活抢着干，大家都愿使派他。参事室偌大一个机关，除了若干参事，还有一位主管秘书和十四位干事，只有他住在机关，天天“值夜班”，因为份内份外的活都得干，只得“加班加点”。

　　夜阑人静之时，他就打开文件柜保险柜，从从容容地把需要的或绝密文件抄录下来。

　　就这样，来自中枢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周恩来和延安的案头上。

　　《新华日报》主编、也是四大情报系统之一的负责人吴克坚也多次告诉沙文威：

　　1939年11月，他又随朱家骅调入“中统”（中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1941年春，他发展的两名情报员在浙江被军统特务逮捕。周恩来立即让吴克坚通知沙文威：离开重庆去上海。

　　这次，还是大哥沙孟海向朱家骅推荐，沙文威便顺利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京沪特派员办公室当了专员，后来又到中央研究院总办做专员。至于1941年沙文威为何从军委会参事室不辞而别，朱家骅早就忘得一干二净。

　　1946年8月, 国内局势骤然恶化，8月10日, 马歇尔公开宣布“调处”失败，蒋介石心领神会，有恃无恐地撕毁停战协定, 抓紧一切时机向山东、中原、晋绥等解放区增运军队, 准备全面开战。沙文威接到任务：尽快收集敌人在各个战区军事调动的情报。

　　早在1929年时，特科就有一只“风筝”奉命打入军，10年之后, 他已成为胡宗南第一军少校军需官, 此时被抽调到南京军政部会计长办公室协助工作。由于上线已经牺牲，他多年“失联”。

　　这个“风筝”叫汪维恒，曾任浙江诸暨县县委组织部长。1927年, 刚满27岁的宁波市学生联合会主席沙文威就认识他。时过两年, 震惊杭沪的“诸暨暴动”因弹压而失利，县委决定将一些干部紧急疏散，有条件的尽量打人军队，汪维恒就是在这样的布置下混身于部队的。

　　少校军需官向沙文威提供的第一份情报是从财务综合表上抄下来的 国军各军、师的番号、人数、装备等情况。对这份材料非常满意。

　　汪维恒回到胡部后，很快由少校军需官升为少将军需局长，引发嫉妒，在该集团军任装甲兵上尉的蒋纬国就指控他“克扣军费”，导致“士兵连鞋袜都穿不上”。

　　此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结果查出了个“清官”。汪维恒感到这是奇耻大辱，于是，愤而辞职。就在此时，继任军政部长的陈诚，闻知后电请汪维恒赴南京就任军政联勤总部技术委员会主任、少将副署长。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修良在一份名册上，看到了“组织部长汪维恒”这个名字，这让他不由得想到了军政部联勤总部技术委员会的副署长，此人也叫汪维恒。多年地下工作的直觉告诉她，这极有可能是同一个人。陈修良将此事告诉了沙文威，叫他去核实一下，经过核查，确定了这两个名字确是同一人。

　　沙汪重晤。知道汪维恒仍旧红心未变，此时已是中央研究院专员的沙文威再次与汪维恒接上组织关系。

　　此后每隔一周, 沙文威就利用同乡关系进出汪宅。汪维恒将写好的各战区军队番号、指挥官姓名、兵员数目、司令部驻地等绝密军情交给沙文威。沙将这些抄件派人送往上海，由地下电台发往延安。

　　从 1946年11月至1948年底，汪维恒被调往台湾前, 沙文威与汪联手活动, 卓有成效地为我党取得了大量最高军事机密。

　　由于汪维恒的情报来自军政部, 可以说是价值无可限量，以致李克农连连称奇赞叹：

　　由于相当多的情况与后来战场的实际完全一致，以至于顾祝同、陈诚等人听了新华社对各次战斗统计的广播，发出这样的惊呼：

　　1948年，沙文威担任了南京市委“策反委员会”书记，协助市委书记陈修良（沙文威三哥沙文汉的夫人）策反海陆空军。

　　“策委”成立后，首先把目标瞄准了驻宁空军第八轰炸大队俞渤机组，这个机组驾驶着当时最为先进的轰炸机B24。

　　当时为南京大校场机场提供医疗服务的空军第四医院航空医官、地下党员林诚，他在与俞渤等人的交往中，发现俞渤对蒋介石大打内战的政策感到厌恶，更对污浊腐败的风气灰心丧气，尤其人民攻占锦州后，他认定败局已定，对以B24这样先进的武器残杀中国人非常痛心，流露出愿意飞到“那边”去的想法。

　　“空军驾机起义迄今没有过, 这架轰炸机起义的政治价值, 抵得上一个师！一定要保证它的成功！”

　　在沙文威的精心谋划和林诚的循循善诱下，尤其是辽沈战役胜利后，11月中旬，俞渤同意驾机起义, 但却提出了在这之前加入党组织的要求。

　　由于考验的时间太短，沙文威立即向市委书记陈修良汇报，并极力说服她批准同意。

　　1948年12月16日晚上9点，仅入党10余天的俞渤带着机组四人驾驶着最先进的美制B24轰炸机在南京起飞，将三枚吨级炸弹投在后飞向解放区。

　　原来，“伏波”号军舰的少尉王淇因与舰长作对，被开除军籍，就常到好友蒋树德处叙玩，发泄牢骚。而蒋树德早就对腐败风气不满，更感到蒋家王朝气数将尽，知道王淇的弟弟是地下党，就鼓动王淇和他一起弃暗投明，就这样，通过王淇的弟弟，沙文威与王淇见了面，并指示他通过蒋树德在舰上展开秘密活动。

　　王淇受命后与蒋频频计议, 成立了以蒋树德、王继挺为首的“起义秘密小组”。

　　1949年元旦， 沙文威来到上海，在王淇安排下见到蒋树德和王继挺，指示他们：

　　舰上有官兵275人, 掌握的这点力量显然不够，要下力争取舰上重要部位的人员。

　　随后，沙文威向上海局负责人报告了蒋树德的情况。其实，上海局早前已在舰上策划了一个“士委会”准备起义，此时他们将已经有“士委会”的情况告诉了沙文威。

　　不久，沙文威接到报告，军统特务、副舰长牟秉剑将在2月26日一早上岸前往南京，他指示“秘密小组”会同“士委会”联合行动，在2月25日凌晨提前举行起义。

　　很快“士委会”拘禁了包括舰长邓兆祥在内的大部分军官, 占据了军械库。他们决定，首先将邓兆祥争取过来。

　　邓的上司、海军司令部参谋长兼驻沪办事处长周应聪，是董必武策反的对象，周已奉命多次向邓劝说，动员他在时机成熟后起义。

　　此间邓兆祥获知舰上两方面酝酿起义的力量，都是地下党领导的， 决然地表示参加，并以舰长身份进行指挥。

　　军舰经过9天的艰险航行，于3月4日抵达葫芦岛，受到等候在此的中央东北局代表伍修权和辽西军区副司令员朱军以及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

　　沙文威第三个策反对象是负责保卫蒋介石身家性命的“御林军”----首都警卫师。

　　该师成立于1949年9 月，前身为陆军第九十七师，分别由警卫蒋介石、顾祝同、陈诚的3个团合成。师长王宴清，原为陈诚的部下， 陆军大学第7期毕业，曾在蒋经国麾下任青年军八十七军副军长。 这位40岁出头的少壮将领，在“”危难之际担当重任，足见最高上峰对他的倚重。难怪蒋介石专门单独接见，言谈中宠幸有加。

　　沙文威深知，如果能使这支御林军倒戈，其政治上的影响，不亚于把重磅炸弹扔在了！

　　陆平当时是《大刚报 》记者，他有个湖南同乡邓昊明是王宴清的舅父。邓为农工成员，参加过“五四运动”，向来忧国忧民，思想开明。其儿子早已在延安，女儿也是“左倾分子”，与陆平是中学同学。 陆平就是通过她认识王宴清的。

　　王宴清给陆平的印象是：性格豪爽直率，有正义感，思想深处不满的贪污腐化，时时有怨言；同时，他崇尚道义，总认为陈诚、蒋介石对自己有“知遇之恩”。

　　陆平先从与王宴清家人建立关系做起。由邓昊明夫人李君来搭桥，与王宴清夫人、子女渐为熟悉，成为王家的常客。王宴清喜欢陆平儒雅幽默而又广博强记的谈吐，以及他对时局的精辟分析。他们成为可以一吐肺腑的朋友。

　　到了1949年1月，王宴清已意识到陆平是派来策反的谍工，但他对倒戈之事踌躇难定。

　　陆平看得出来，他过不了“知遇之恩”这道坎。抓住他心理的陆平，适时地搬出了邓昊明。

　　王宴清向来敬重邓昊明先生，两个老人的慷慨陈词，使他的心灵备受震撼。他的夫人也很受感动地在一旁进言，敦促丈夫弃暗投明。

　　一番痛苦思考后，王宴清最终下了起义的决心。但提出要与相当负责的地下党领导人面晤一次。

　　沙文威二话不说，只身来到王家，与王宴清及他的一个心腹团长作了一次彻夜长谈。

　　就在王宴清准备率部起义之际的头天晚上，王宴清接到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要他明日赴会的电话。

　　原来，王宴清的那个心腹团长有个参谋与南京宪兵团的李副团长是同乡，出于到时候减轻部队起义压力之考虑，他便派这个参谋到李副团长那儿进行试探，结果捅下漏子。

　　幸而这个参谋不是起义核心圈里的人，王宴清也没有与之接触过，因而王一口咬定没有派人到宪兵团去。

　　就在王宴清被软禁翌日夜晚，王宴清夫人给沙文威打来电话，称王师 长已经回来，要他速去一趟。

　　原来，王宴清是由卫戍总司令部副司令覃异之私下放掉的。那日上午, 张耀明奉汤恩伯电令，赶往上海参加会议。张一走，向与王宴清私交甚厚的覃异之，向监管参谋问了情况，随即下令：让他回家等着再传再到。

　　沙文威了解了这些情况后，虽然来不及请示陈毅，但他还是果断决定：由王宴清把部队拉过江。

　　这天晚上，九十七师的1个团在各处执勤，来不及召集。王宴清带领两个团4200余人，天亮前过了长江， 一面选择地形挖掘工事，防备敌人追击，一面连派5拨人员赴解放区联系。可所有派出的联络人员没一个及时赶回。

　　至第二天下午，等来了大批敌军的追击。王宴清指挥部队坚持了一天，部队损失惨重，只有带上特务连百余人 冲出火线，往解放区寻去。

　　“你们这支御林军的起义，向南京以至整个，投下了一颗，意义大得很呐！”

　　此外，沙文威还将最高检察院代理检察长争取过来，由他游说李代总统，签署了释放政治犯的命令，使得大批被囚的员走出监狱。

　　或许是由于长期卧底造就的谨言慎行，又或许是他再次改名 “潜伏”，沙文威竟奇迹般地逃过了对“潘汉年反党叛徒集团”的大清扫和“反右”等运动。